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我的工作职责是，当我接到患者已经无法救治的消息的时候，来到患者家属身边，向患者家属宣讲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理念，动员家属能够在患者去世之后，将患者体内有活力的器官捐献出来，让等待移植的患者获得活下去的机会。
同时我也是一名ICU的医生，我管理的患者都是肝硬化晚期或者是肝癌的患者，那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前景很明确，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得到器官捐献做器官移植，他们就能活下去，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只能等待死亡，在我的病房里，每一天、每一周都有病人死去，我们国家是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但是我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选择在我的8小时之外，成为一名器官捐献的推广者、宣传者。
我跟家属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平时常去探讨器官捐献的理念，他们在那个时候是要失去自己的亲人的，所以他们很悲伤、很绝望、很无助，或者是很愤怒，在这个时候，我去提到器官捐献，开口去跟他们提到死亡，我觉得他们的难过、愤怒、委屈、抵触，都是正常的，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开口去告诉他，因为他知道了才有可能去考虑去同意。我会在家属身边等着，去陪他们，去陪很长时间，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去问出这句话来，去问说，你愿意捐献器官吗？

当我问出来你愿意捐献器官吗，这个度其实挺难，不是很好把握的。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例，那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这个孩子因为交通事故送到我们医院，经救治后他被诊断为脑死亡，但实际上他的心脏、肾脏、肝脏都是很健康的。当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脑死亡，但他符合器官捐献标准的消息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去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这件事情，去问他们的意见。我经过一段长长的、黑暗的楼梯，慢慢地走到ICU门口，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嚎啕大哭，那种悲伤的气氛十分沉重。于是我在那里站了一上午，都没有办法去问出这句话来，就先离开了。
然而下午的时候，他的父母主动过来找我，说王大夫，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就想留在北京，我们就想那让他留在北京吧。我们把孩子养那么大，是希望他能有机会成长起来给社会做贡献，回报这个社会的。我很难过，而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再去看一下他还有没有一线希望。我就再次走进ICU，翻开这个孩子的病例，但他的病史、化验检查、脑电图、脑血流、超声，和我们请来的各位专家的会诊意见，都表明这个孩子已经完全的脑死亡了，他不会再醒来，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知觉了，达到这种状态之后，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他身体里的器官就会一个接一个的衰竭下去。
当天我就开始给他紧锣密鼓地办器官捐献手续，经过脑死亡判定中心、伦理委员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手术室、ICU以及各个会诊专家的审核和签字后，那天晚上这个孩子就实现了器官捐献。他的肝脏被分成了两部分，拯救了两个同样是十几岁的肝衰竭的孩子，他的两个肾脏拯救了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的长期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他的心脏拯救了我们心血管医院的一个急性心律衰竭的年轻人，他的两叶肺脏拯救了一个矽肺的人，他的两片角膜给了两个孩子。后来他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我就送他们上火车，他的爸爸妈妈是笑着离开的，他们握着我的手，拥抱我，说谢谢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做的是正确的，我知道我做的是好事。

从医学上来说，捐献的条件很苛刻。去年一整年，我们得到了两千多个志愿捐献的消息，然后协调员们通过电话第一次筛选，就是看患者究竟符不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初筛以后我们就会去床边看患者有没有到达捐献状态，会不会太早了或者太晚了，家属为什么会想捐献。从纯医学角度来看，到达捐献状态的只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只实现了二十多个。我从2012年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员，到现在只做成功过60多个器官捐献的案例，但他们每个人都很让人感动。
按照相关的法规规定，捐献者和受者的家属是不可以互相知道信息的，因为从捐献者角度来说，捐出去的其实是一份爱心，是对整个社会的，不是说是对某一个人的。我作为一个协调员，其实也没有权利知道这个器官究竟捐献给了谁，但是我可以理解捐献者的心情，通常我会建议接受器官捐献的医院，去提供一段音频，或者是提供由受者或者受者家属亲笔书写的一封信，来表达重获新生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12岁的孩子做了器官捐献，捐献了一个肝脏和两个肾脏，到了2016年春节的时候，其中一个接受肾脏的孩子，写了一张贺卡想给捐献者的父母，就给到我们器官捐献办公室，托我们转交。上面就歪歪扭扭地写着两句话说，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