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在过去大概将近8年的时间，实际上中国经济在减速。这样一个转变，符合已经出现的一些国际经验。比如说东亚一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也符合经济学理论。所以这样一个转变，或者我们讲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势在必行的。
但对这样一个转变，全社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中央提出“新常态”这样一个新概括，过去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了，将会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我国从经济增长的目标，到整个经济增长的机制，都需要系统性的转变。这方面十九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中国经济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各个方面要适应起来不容易。

首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大家还是想保持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惯性还是很大的。比如各个地方，说经济增长情况、经济发展情况到底好不好？首先讲的是数字。大家形成一种看法——速度高才叫形势好，这速度下来了，形势就不好了。但是，当前再追求一个过高的增长速度，就会出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地方速度还不低，但是杠杆率相当高了。最近提出要稳杠杆，要去杠杆，相对应的就是增长速度要适当调低。
所以我想强调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适当地降低增长预期。第二点，我们判断形势好不好，要把分析的视角转到高质量发展维度上来。过去我们搞经济工作，无论是全国的还是各个地方，是先定一个速度指标，再定其他指标。下一步要转过来，要从质量来决定速度。质量本身也是有指标的。
大概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要关注几个指标。首先是就业，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点指标。国际上发达经济体一般都是首先主要看的是就业这个指标。第二就是防范金融风险，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杠杆率，杠杆率要适当。第三就是企业盈利水平。第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第五是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第六，财政收入增长。这么六个指标，如果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和它相对应的增长速度是多高，就是一个合适的可持续的，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过去几年我们在去产能，去产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在新的平台上达到一个均衡，供求之间的均衡。但是从相当多的行业来讲，需求相对收缩了，供给还是比较大，所以最近几年会看到出现了企业的分化。市场份额、企业盈利，会向少数企业集中，所以产业集中度是在增加的。相当多的企业在竞争中处在不利地位，竞争力比较差的企业，现在可能就比较困难。有一些企业是要出局的，这样一个调整其实也符合市场规律的。
但是最后企业是要盈利的，当然前提是找到盈利模式，这是现在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企业盈利有一个条件——市场需求要好。但是像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常规情况下就是2%左右，欧洲和日本是2%或者1%，有时候零增长，但是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因为企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盈利模式。
所以中国企业的盈利模式必须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到了7%以下，再过若干年跟发达经济体差不多，速度可能会降到更低。在这些不同的增长阶段，让企业都能够盈利，都有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这是转型中企业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纪惊鸿 王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