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以前我生活在一个所谓先锋诗歌的圈子里面，比如你见到一个朋友，他带一个所谓新的情人来到你的面前，他不觉得有一点点不安，可是我会感到不安。我认识这个人的妻子，我在家里接待这个朋友和他的新情人，会觉得对这个人的妻子有所不敬，我会觉得很不适应。我也提醒过他们，说这对他的妻子很不公正。当时没有人理我。大家都觉得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估计在官场里也是这样的：觉得找个情人“太普通”“太正常”了——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所谓(性的)观念的解放，它应该和对家庭的忠诚是并行的。如果你没有家庭，作为一个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家庭，你是有承诺的，如果你这样做(性解放)，会对对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或是极大欺骗。这有一个严格的界线。

    你有家庭，你有伴侣，你就得有承诺。你这样做应该受谴责。我们不能说要解放，就不需要对家庭的承诺了。越解放，越要强调对家庭的承诺。这样一个社会才比较平衡。 (本刊记者/黄艾禾)

    普通人对基本的道德规范仍比较看重

    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我个人觉得全国婚外恋的情况并不像传媒渲染得那么严重。

    电视剧、报摊的家庭婚姻杂志全都是讲婚外恋的故事，现在传媒和电视电影中，好像没有这样的情节就没人看似的，这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们是搞随机抽样的调查，能够反映的是整个市民阶层的情况，包括农村的，老人的家庭。实际上对自己家庭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我们在一般家庭中的调查，婚外恋的比例很低，也就是百分之几。李银河也做过这个调查，她得到的结果大概在4%左右。即使在调查中有调查对象隐瞒了婚外恋，也说明他认为婚外恋是不好的，是丢人或不道德的事情。

    婚外恋在离婚的家庭中比例多一点。我调查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人的离婚状况，在50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因为婚外恋。实际上在各个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这个比例都差不多。

    各个地区的比例有不同，这和地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像广东、上海占到30%左右，东北的比例就低一点，他们解释说这是老工业基地，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搞婚外恋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不过不能以经济基础为惟一的指标，它还受文化价值观、甚至一些宗教的影响。

    对于婚外恋，也不能完全以道德败坏评价，它可能有很多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有些情况很复杂。包括国外，一般情况都是，年轻人容易离婚，离婚家庭中有1/3是没有孩子的，孩子越多离婚的风险就越低，毕竟付出的成本高。

    有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家对婚外恋或者婚前性、离婚等的态度，宽容度比以前要高了。但是我们抽样的结果看，大家对基本的道德规范、家庭的责任、婚姻价值等还是比较看重。网上调查的也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状况，有一定的偏差。(本刊记者/丁尘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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