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执行监督强调互动

    须用法律手段兼顾各方利益

    大部制怎么走？到底应为这一体制改革提供怎样的法律支撑？薛刚凌坦言“开展这一研究可谓生逢其时”，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

    必须用法律手段兼顾各方利益，力求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面对多元社会的复杂，需主要运用法律手段而非单一的行政命令促进改革，没有制度保障改革就会无序。薛刚凌的研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拿地方来讲，地方政府很活跃，创新动力强，活动空间大，但需要明确地方政府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基本准则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大家可以尝试突破的。这要划出底线，超出底线就要承担责任。

    有人说，决策与执行是分不开的，因为决策后委托别人做，实际是决策者说了算。

    对此，薛刚凌认为，委托执法实际上不算是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真正的决策与执行分离，是决策者根本就不参与执行决定。这才是分离。

    基于对现实中各级政府的权力配置、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状况的长期关注，薛刚凌认为，一个大部之下需要设置3类大部门：

    一个是以决策为中心的部门。应下设政策法规、计划规划、经济分析、调查信息、决策咨询委员会等部门，其中，决策咨询委员会一定是相对超脱的，由内外专家组成，它强调决策的宏观思维，要解决决策的科学性问题，而不是站在部门利益或某一方面利益上决策。如果决策者不接受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是需要明确阐述理由的。要用制度保证决策的集思广益。

    薛刚凌强调，决策权应该相对集中，不能再延续各管一块，让跑项目者跑了十几个部门还拿不下一个项目。将管事、管财、管项目的权力相对集中到一个部门，避免决策多头，但同时也存在更大的滥用风险，所以，制度设计一定要把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剥离出来，保证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另一个是以执行为主的部门。像这次公务员管理局的成立，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其内部职能怎么定，但薛刚凌觉得，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专注执行。

    她说：“执行部门应该没有宏观‘拍板权’。考虑到执行的专业性强，执行可以相对分散。执行强调专业化、执行层级的规范和执行手段，这种系统性是很重要的，过去往往有决策没手段，没钱、没人无法操作，欠科学。”

    再有一个就是监督部门。这种监督更多地侧重于决策要不要调整、协调性怎样、执行评估等绩效监督，当然也要对决策、执行中的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这种职责划分和运行机制，是有弹性的，强调互动。比如，执行可制约决策，一是反馈执行中发现的决策问题，促使决策部门适时对决策进行调整；二是如果决策不科学，决策目标定得太高，没手段落实，执行者在与决策者签署决策———执行合同时就可以讨价还价(执行者与决策者就执行政策方面签署合同在英国、新西兰等国比较多见)，甚至于执行者可选择不签合同。这就是执行对决策的制约，推动决策的科学、有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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