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发言人说，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严重腐败犯罪分子，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人民法院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方针。从过去和现在的审判实践看，人民法院审判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一些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也有一些受贿数额很大的贪官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照刑法规定。我国刑法第４８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２年执行。”受贿罪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能适用死刑。

    “受贿数额是认定受贿罪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这位发言人表示，人民法院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具体情况，如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确定受贿罪的情节是否特别严重、是否适用死刑及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刑罚适用平等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贪官并不享有法外特权。人民法院将继续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这位发言人说。

    “窝案”频发　高法将采取更有力措施决不手软

    肖扬在工作报告中坦言：“少数法院廉政制度不落实、监督不到位，个别法院领导干部和法官严重违纪违法，甚至受到刑事追究，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近年来，武汉中院、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吉林高院等法院出现“窝案”，还有个别高级法院原院长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如湖南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因受贿６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被判处死缓；阜阳中院连续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因腐败落马。

    这些现象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忧虑：最高法院怎么看待法院“窝案”现象？在加强法官队伍廉政建设方面有什么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个别法院确实存在极少数法官利用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表示，极少数法官和法院领导干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于以上问题，最高法院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加以改进。

    据这位发言人介绍，近年来，最高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工作力度，法官违法违纪案件逐年减少。正如肖扬在报告中所说的，５年来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其中，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从２００３年的４６８人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１８人。

    这位发言人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高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法院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继续抓好司法廉洁教育，引导广大法官自觉树立廉洁意识，倡导廉洁风尚，形成廉洁氛围；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案件，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案件，对极少数腐败分子决不留情，决不手软。

    “赔钱减刑”系误解更非“花钱买刑”

    前一段时间，广东省东莞市的两级法院在多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了从轻处罚。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也设立实行了类似的制度。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纭，有批评者尖锐地指责这种做法是“赔钱减刑”甚至是“花钱买刑”，是法外施恩、金钱万能，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和腐败空间，有损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非常关注这些法院的做法。对此，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认为，部分媒体将地方法院的这种做法定义为“赔钱减刑”，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这位发言人表示，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有发生。为依法及时、公正、妥善地处理这类案件，人民法院通常会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促成被告人对被害人或其家属作出合理赔偿，这有利于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化解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他指出，根据刑法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据此，对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从轻处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适当从轻有法律依据，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并不是所有对被害人作出赔偿的被告人，人民法院都一律给予从轻处罚。”这位发言人特别强调，对于那些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恶性案件，即使被告人愿意或已经对被害人作出实际赔偿，人民法院仍应依法予以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