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确认马某犯罪、并处以刑罚后，执法机关应负责将相关的非法所得一并追缴，并通知该企业，取消马某相应的绝大部分股东份额。不过，马某在该企业的投资中，有6万元属于自己合法的财产。这部分投资来源正当、程序合法、手续齐全，应予以保护。

    据《今日早报》报道：浙江宁波某厂前任负责人马某曾在企业转制期间，出资49万元购买了本企业40%的股权，但这49万元中实际上只有6万元是其合法收入，其余3万元是贪污的公款，40万元是他用单位的存单进行质押，从银行贷款的。后其犯罪行为东窗事发，因为贪污和挪用公款被判7年有期徒刑。孰料想，在马某服刑期间，仍然享受着上述犯罪赃款进行投资获得的股份分红，数字高达360多万元。

    《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里的“财物”，既指犯罪所得的财物本身，也包括该财物产生的自然孳息或法定孳息。如偷来的母牛产下的小牛，抢来的现金存进银行后产生的利息等。马某投资该企业的出资款中，有将近九成系其违法犯罪所得。该部分款项对应的股东“分红”和其他股东收入，在法律上皆属于犯罪所得的法定孳息，亦在应予追缴和退赔之列。此系法律明文规定，没有任何疑义。

    因此，法院判决确认马某犯罪、并处以刑罚后，执法机关应负责将相关的非法所得一并追缴，并通知该企业，取消马某相应的绝大部分股东份额，封存马某相应的“股东”账户，以避免其继续从犯罪行为中获利。本案中马某在服刑期间，依然可以坐享其成、定期有分红进账，显然是相应的机关未尽到法定责任所致。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本案在实践中，还可以从民法的角度加以考察、补救并解决。马某通过出资获得公司股份的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其生效需要三个条件：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以及其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案中，马某出资额的绝大部分系其犯罪所得的赃款，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因此，这一出资行为不符合上述三项条件中的第三项，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它应被判别为无效民事行为。该条还指出：“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由此可以判定：马某的出资行为中，有43万元的出资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应被视为根本没有出资。马某当然就不能从该部分出资中享受诸如投票、质询、分红等各项股东权益。

    《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因此，马某原所在地企业可以自己的名义向马某提出诉讼，要求马某将其非法所得的“分红款”300多万元，悉数归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某在该企业的投资中，有6万元属于自己合法的财产。这部分投资来源正当、程序合法、手续齐全，应予以确认和保护。针对这部分出资所对应的份额，马某享有完全的资产收益、质询、投票等股东权益，即使他是一个正在接受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因此，马某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保留高达360多万元的“分红”收益，但若将其全部追缴，或判决全部返还给该企业，亦属不公。他可以保留与6万元合法出资相对应的分红款，并且今后仍就该份额享有相关的各项权益。

    刑事犯罪分子的合法民事权益不但不应被无理剥夺，相反，还要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这才是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杨继：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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