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之初，这一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而成立的专门机构，就始终给公众留下强势而决断的印象，令公众对安全生产形势的好转，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和信心。遗憾的是，安监部门的强势态度和决断措施，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形势，各类事故仍然频发不绝。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西第六位安监局长落马，收受煤老板600万贿赂”，让人对安监系统强力监管下，安全生产事故依然频发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也使“谁来监管监管者”的设问，显得更加沉重和迫切。

    据媒体报道，此次落马的山西省古交市安监局长闫全维在庭审现场颇为激愤地“控诉”称：“我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和他交往，明明白白睁着眼睛跳下了他布置的火坑。”似乎他不过是无良矿主金钱攻势下的又一个牺牲品。但媒体披露的整个案情，却足以证明在与“他”的关系中，闫全维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行贿—受贿的合谋关系中，闫全维主动出击、以权设租，以安全生产监管权为“资本”，“入股”煤矿的生产经营。只是在分赃不均的情况下，才被“他”反手拖入“火坑”。

    安全监管官员直接介入生产经营，监管权公开作价入股，当地安监局的作用，已经不能用“形同虚设”形容，而是完全蜕变为安全事故的潜在肇事者。面对这样的基层安监局，和很可能由他们直接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总局领导再多拍几次桌子又能如何？

    更令公众忧虑的是，闫全维的落马并非孤立事件，此前，山西省内已经有盂县、交口县和太原市万柏林区、杏花岭区等5个区县安监局局长先后落马，因此，闫全维的事发，才有“山西第六位安监局长落马”之说。作为煤炭生产大省，身负重任的安监系统多位官员事发落马，本身便已构成安全生产的“重特大事故”。

    经过无数事实的教育，公众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坐到安监局长的位子上的人，就一定具备对安监事业的信念和忠诚，却反而可能因为手握重权而产生寻租、设租的邪念。“谁来监管监管者”，始终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按照中国传统的惯性思维，“垂直管理”是最可能的答案。不久前，“抗非英雄”钟南山院士就曾提出，纪检部门应该实行垂直管理，以改变纪检部门受同级党委管辖的被动局面。在这种“垂直思维”中，始终隐含着两个未必可以证实的假设，其一是上级总是比下级可靠，最上级则最可靠；其二是最上级总是有能力有效地控制整个“垂直”系统，因此最上级的可靠足以保证整个系统的可靠。但钟南山院士显然未曾意识到，他所痛心和感慨的郑筱萸，就是在实行垂直管理和权力上收后，才迅速地滑入泥潭。事实上，郑筱萸案已经成为上述“垂直思维”的经典反例。而以中国之大、组织结构层级之多，即使垂直系统的最上层确实忠诚可靠，也很难保证整个系统具备“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能力。国家安监总局领导屡出重拳、屡放重话，却依然没有有效阻止“山西第六位安监局长落马”，就是直接的证明。

    因此，“谁来监管监管者”的答案，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其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同级政府中的其他部门。对监管者的有效监管，只能寄希望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充分动员和介入。如果上级监管部门和同级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同级政府、人大、政协，都能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责，同时，各类媒体能够独立有效地发挥其监督职责，并及时反映普通百姓对监管部门的监督、评价，则各级监管者的行为便暴露在无数警惕的目光监督之下。有防腐理论曰“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而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人民的目光就是阳光。因此，只要开放群众监督的渠道，群众就是监督者最好的监督者。 （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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