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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籍中,开启一场古今对话

2017-05-08 10:58   来源: 海南日报


海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经折装古籍。

  “我们今天所谈的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怎样体现?靠的就是这些古书。我总想告诉别人,美之所以为美,到底是怎么回事。”古籍收藏家韦力曾在《古书之美》一书中撰文讲解古书版本、纸张、装裱、刻印等方面含蕴的精致之美,引导读者从古籍中体会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

  4月22日,“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图谱展”在省图书馆展出。

  净手焚香,虔诚恭敬地拿出一本书,怀着对万物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开启一场阅读之旅……这样略带仪式感的古籍阅读体验,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已太过遥远而奢侈。被手机、互联网等高科技裹挟的我们,该如何欣赏古籍之美呢?

  古籍之美,美在内容

    在瞬间永恒中,传承中国文化

  古籍之“古”,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时间,1912年1月1日以前出版的图书,才能被称为古书;二是指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趣味,古并不只是古代的“古”,还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永恒感的追求。“古籍之古,是一种文化传承,是瞬间永恒的妙悟境界在文化中的落实。”省图书馆地方文献与古籍部主任乔红霞解释道。

  在她看来,古籍之美,首先美在内容。以海南为例,我省约有24100余册古籍,内容覆盖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既有“国宝”级别的《昌黎先生集》,由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先生所撰;也有乐嗣炳先生捐赠的《宋史》,系《二十四史》之一,不仅是海南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籍,还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而《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则收录了苏东坡的诸多诗词、散文、手书,品味可嘉。

  “正是那些伟大心灵写下的伟大经典,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才是我们文化生命的根基与开端。”海南省国学教育协会执行会长张杨认为,古籍为我们提供了接触伟大经典的机会,没有这一“根基”,文化生命之树就不可能枝繁叶茂。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代乾隆间戴震、刘统勋、纪昀、朱筠、翁方纲、姚鼐、卢文弨等360人历时十年编成,收书3503种,共79337卷,从先秦到乾隆的重要典籍基本被囊括殆尽,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我们现在之所以提倡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正是因为现代人仍需要阅读传统经典作品,从中汲取有营养有价值的内容,使之服务于现代生活。”乔红霞说,古籍是记录传统文化的载体,可以从中获得有关中医、古代建筑、古代文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值得后人研究学习推广。

  “古籍在校勘、用纸、装帧、刻印等角度,体现了国人在文明传承方面用心的极致,它不只是知识的承载物,还是一种艺术品。”诗人茱萸喜读古书,在他看来,时间赋予古书以独特的光泽和价值。


古籍之美,美在版本海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卷轴装古籍。

  在善本中,体会“老去诗篇浑漫与”

  提到古籍,人们常常听到“善本”的说法。何为善本呢?简言之,“好的版本”。据海南大学副教授、古代文学博士李彩霞介绍,现存古籍中,凡具备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料价值、艺术代表价值,或虽不全备而又流传较少者,都可视为“善本”。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古老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改变。如,乾隆60年(1795年)以前的古旧本,禁书、罕见本、海内孤本之类的稀见本,“精校精注,不缺不讹”的精校本,能够反映古籍印刷技术水平的精刻本等等,都可看作善本。

  诚如清末藏书家叶德辉所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清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不仅可以看出善本范畴之变迁,又能看出古籍版本的分类。如按时代划分,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以朝代分,有唐写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与清刻本;另一种以建元分,有南宋绍兴本、元大德本、明万历刻本和清乾隆抄本。

  近日,记者在海南大学图书馆见到《中华再造善本》,1300种古籍善本被分为五编,自唐迄清分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每编下以经、史、子、集、丛编次,最大范围涵盖中华文化典籍的精髓。“《中华再造善本》虽不是古籍,但都是一比一复制的善本,可以借此来认识了解古籍之美。”乔红霞解释道。

  据李彩霞介绍,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了北宋,刻本才逐步取代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宋人刻书态度严谨,刊刻和印刷水平精良,用纸用墨也很是考究,再加上古代能藏书的多是士大夫阶层,这些人中许多是大文豪,藏书上有其题跋、藏书印,每一本古书都是一件艺术品。”收藏家焦涌感慨道。

  藏书用印,在于征信,以示某书曾为某人所有。许多优秀的书目都把藏书印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著录,原因有三:第一,用以查证一书的流传源流;第二,用以判断一书的版本,印章和版式、行款、字体、纸张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第三,藏书印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常见的藏书印有姓名印,如明代钱谦益的“钱谦益印”;有收藏鉴定印,如明代毛晋的椭圆形印“宋本”;也有闲章印,如清代藏书家陈鳣的“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闲章多用于表达藏书家的志趣爱好,以及得书的心情、人生观等。”焦涌说。

  “古籍的纸张、字体和版式都呈现出一种人在场的气息,这样的书,是有着呼吸节奏的。古代不像现在的排版印刷技术那么先进,可以做到本本一致,但正是那种人在场的‘误差’,使得每本书都独一无二。”作家林森认为,古籍熬过时光腐蚀,本身就具有让人动心的沧桑之美。

  古籍之美,美在形式

  古籍装帧与中国美学精神一脉相承

  古代人对读书怀有敬畏之心,这亦体现在古籍的编纂设计上。“古籍原本之书写方式,比如竖排,比如无标点,这种看似不方便的阅读形式就是为了拒绝快餐式的翻阅,使得读书人必须以迎接的姿态,来回反复的溯洄与溯游中,才有可能与古籍发生感通,从而能够更深地进入到古籍之中。”古典学学者颜清辉介绍道。

  从古籍的装帧形式来看:最早的装订形式是简策装,战国至西汉最为流行,东汉、魏晋仍然使用,简策多在第一枚简上写篇名,或在篇名简前留一二枚空白简,称“赘简”,类似现在的封面;卷轴装则是应用最久的装订形式,故成语里有“黄卷青灯”等说法。

  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过渡期间,出现过旋风装与经折装。其中,旋风装是唐代中期开始出现,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就是这种形式;经折装起源于唐代,流行至今,像佛经、奏疏多采用此种方式。

  “古书的每一卷轶的设计都遵循着古典的审美情趣与标准,从视觉上看,要有极简主义的丰神,有点类似宋瓷之单纯高洁之美及天然之趣,让人感觉有一股清静之气扑面而来,故摒弃花哨、繁琐、火气等轻佻之装饰效果。”艺术家王家儒认为,古籍边缘装订之处,其线的长短、间隔很讲究,严格按形式美的排列组合,从侧面看其黑白对比、线的穿插也如一幅绘画作品一样恬然悠远。

  我们所熟悉的线装,其实是明代中期以后盛行的装帧形式。在此之前,宋元两代流行过早期的册页形式蝴蝶装;宋末开始出现过包背装,并从南宋一直流传至清朝末年,这种装帧形式比较庄重典雅,故这一时期的官府抄本,几乎都是包背装,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

  “古籍的排版也非常讲究,要留天地,一方面以便读书人批注,另一方面其上下左右间隔与页面文字也要形成一种视觉上的虚实相生的空间,让人有一定舒适感。加上其纸质有吸墨性,印上的文字也显得沉稳与圆劲。”在王家儒看来,古籍的版式结构也完全符合中国书法的美学精神。

  “古籍是承载古代思想、生活和文化的载体,它穿越时光的隧道来到现代人的面前,需要我们用更加郑重、虔敬的心去欣赏。”海南大学学者、文学博士汪荣将古书视作时间的礼物,观之如微云卷舒,浑然天成,不仅可以从中感知古典之美,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还能与先贤进行一场古今对话,令人心向往之。(文\记者 徐晗溪 图\记者 宋国强)

[责任编辑: 张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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