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槐凖——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第一人

视徐悲鸿为“一生最知音者”

1941年12月，徐悲鸿携带了向国内的好友(如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吕凤子等人)征集的作品和他自己的作品、收藏品共二百余幅，赴英举行现代“中国画展” ，为中国抗战筹募义款。因太平洋战争突发而滞留狮城。翌年二月，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徐悲鸿立即把携带在身边的一批珍贵名画托韩槐準代为保存，归国加入抗日行列。

韩槐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名画家徐悲鸿教授(归国前)一再驾临敝园时，红毛丹正熟，红绿相辉映，徐教授于一见之下深富美术感，乃写一红毛丹图赠与笔者，其题云：‘吾慕韩夫子，卜筑山之麓，宁静识物理，花果满其谷，甘美无比伦，饱食畅所欲，太平他年事，岁暮亦何速，暂别当再来，结聆效劳躅。’此题款对笔者殊有过誉，汗颜难当，然徐氏之志趣及希望皆露其中。”

抗战胜利后，韩槐準将这批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珍贵名画，一件不少地差人送到北京。1951年4月，徐悲鸿病魔缠身，仍强撑病体亲作汉隶屏条赠与韩槐準，诗曰：“十年长忆海南韩，愚趣园中嘉会难。篱落参差存古意，宾朋细品红毛丹。”没想到，徐悲鸿赠的这幅墨画竟是和韩槐準最后的诀别，悲痛之中，韩槐準执笔写道：“徐教授可谓笔者一生之最知音者。”

韩槐凖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涉及陶瓷学、考古学、历史学、植物学、矿物学、民俗学以及华侨史等多门类、多领域——

“海南文化考古第一人”

“韩槐凖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是多学科、多门类和多领域的。”海南大学唐玲玲教授告诉记者，除了陶瓷学上的成就，韩槐凖还是一个考古学家，他对海南的历史文化研究贡献尤其之大。

早在1950年，韩槐凖先生回文昌凤鸣村省亲，在村子周围考察时，搜集了被当地人称为“雷公凿”的石器60多件，后经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韩槐凖的发现在国内外掀起了一次研究海南石器的热潮：1951年，韩槐凖首先在新加坡的《星期六周刊》发表了《在海南搜得的石器》一文，他详细记载了发现古人类石器的地点及方位，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启发了考古学家进一步采集和鉴定，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海南岛史前考古的第一次具有开拓性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

1951年9月，受韩槐凖的发现启发，海南籍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岑家梧来到凤鸣村访问，在韩爱菊的引导下，又发现了80多件石器，此次调查写成了《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文。

唐玲玲说：“凭着韩槐凖先生对考古学的功绩，我们可以称他为‘海南文化考古第一人’。”

作为植物学家的韩槐凖

在新加坡，熟悉韩槐凖的朋友都知道，他除了搜集和研究陶瓷之外，在植物学方面也很有成就。

韩槐凖有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愚趣园”，他在园中种植了400多棵红毛丹树，然后用科学园艺，进行驳接新种，改良品质，增加产量。韩槐凖种出来的红毛丹，色美、肉香、汁多、味甜，让人啧啧称奇。

此后，韩槐凖还应邀在《南洋学报》上发表了《红毛丹种植谈》，该文不但详细介绍了红毛丹的种植方法和技巧，还论证红毛丹的原产地在马来亚，并查阅红毛丹在我国方志里的相关记载，资料非常全面，研究十分严谨。

从韩槐凖先生遗留的文章可看出，他对龙脑香、都念子、儿茶、榴莲和椰子等植物的历史和特性，都有过翔实的考证和研究，并形成了经得起推敲的专论。如若碰到自己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韩槐凖还给远在海南岛的钟义先生写信虚心请教。

郭沫若先生对韩槐凖认真的学术精神赞美有加：“七十一岁的爱国侨胞韩槐凖，他在新加坡侨居四十多年，现任文史馆馆员兼故宫博物院顾问。他便补充了我的关于‘椰珠’的知识。他有《椰语》一文，蒙他惠赠，就椰树和椰珠，根据实地检验和古今文献，考证甚详。”

没有巨著但不乏开山力作

纵观韩槐凖一生的学术成果，厦门华侨博物院名誉院长、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的陈毅明教授说：他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还包括考古、交通、贸易、华侨史、民族学、民俗学，以及古代中南贸易代表性物品的原料和生产工艺等许多方面；他的著述，称不上“等身”、“巨著”，却不乏开山力作，而且是很有分量的。

在《龙脑香考》一文里，韩槐凖考证出没有到过南洋的玄奘，知道南洋特产龙脑香准确的马来语名称，可见印度与南洋交往频繁；而郑和的随从马欢与费信在他们的书里没有提到这种南洋特产，可见他们“有蒙蔽朝廷，而有营私行为”。

陈毅明认为，韩槐凖在学术研究上不但有着刨根究底、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非常坚持科学原则，不畏权威。她举例说到：韩槐凖的《紫矿之研究》一文旁征博引，引用了中外文献20来种，说明“紫矿”即紫梗、虫胶，是药品、染料、胶、画料、火漆，是胭脂的原料，从而指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望文生义，对“紫矿”的介绍存在讹误之处。（记者陈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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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