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人最强悍？

    陈铭枢的《海南岛志·人民》一书中认为：临高之民，更拙而俚野。

    人们认为万宁人民风强悍，也有人说儋州人民风刚毅，而在海口某单位工作的万宁人卓先生则认为：海南人的性情总体温和，临高人在海南的民风其实最强悍，少数人有较为浓重的海洋性格，可多数人太恋土、守土，较少人到国外发展。临高人坦诚，部分临高人敢闯、敢干。很多人认同这一点。有位曾在儋州西流农场的广州老知青钟先生说，你到临高人家里，如果你没有吃好喝好，他们会很不高兴。钟先生却也领教过临高人的“俚野”：他作为农场作业区的书记，有一次为保胶护林，竟被砍成重伤。这些砍人者当中，多是临高人。钟先生为此离开海南回了广州。多年后，老战友临高人、时任作业区区长的刘先生去广州看望他时，特地表示歉意。

    独特的临高话

    全省800万人当中，有近百万人讲临高话。全国其他地方未见临高话。临高人说喝水、喝酒、吃饭、吃肉同用“吃”字。临高说白菜，说成“菜白”；说“客仔”，说成“仔客”。其词序作了“颠倒”。很难判断临高话向普通话转换时是否较为困难，但我在农场的临高人同学中，临高人数学不错，语文稍稍逊色。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在广州读书的外语系，不论是小班还是大班，都无临高来的同学。

    据考证，临高人主要居住在海南岛的北部，以临高县为中心，包括儋州、澄迈、琼山和海口部分在内的大片地区，人口50多万。秦汉之际他们从广东、广西渡海迁入海南岛，到达本岛的时间比黎族晚，应在黎族先人从北向南迁移以后，地盘才为他们所“占领”，最迟不晚于西汉辟郡之后。故黎人一贯称呼临高人为“客”，宋代的征夫，后来有一部分也加入“临高人”行列。临高人与广西壮族同源不同流。临高人的语言“临高话”，俗称“村话”，有很多壮语成分，同源词约占百分之五十七，被称为临高话，还有百分之二十一词汇与黎话有关。临高县文联主席王贵章告诉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语言学家作过调查，福建闽县当地的方言有百分之六十与临高话类似，泰国有个别地方的方言也像临高话。临高话“自成一统”，在海南语言上的“少数派”，反而让临高人更重自强自立。临高人和儋州人相处融洽，有难同当。如海上遇到海盗时，只要螺号一吹，临高人会同儋州人一同对敌。这种现象自有地缘的因素，但我推测：不论是人口，还是临高话和儋州话相对于海南人、海南话，都是“少数派”，他们在捍卫自尊和权益时，时常惺惺相惜，骨子里容易共鸣。临高人跟讲海南话的海南人相比，他们更先来到海南岛，先到自然为“主”，他们的方言中，把讲海南话的海南人称为“客仔”，由此足见其自傲的“主人”感。

    临高人不容易对别人服气，但一旦他们服你了，会把你当作更好的朋友。可一旦他们以你为敌，也是够你喝一壶的。我还在儋州西流农场连队时，有位临高少年喜欢欺负刚从大陆过来的玩伴，他会利用语言的落差，把人家没说过的丑话，安到人家嘴上，告诉大家说他说学临高话真有意思，把A说成B了，并以此为乐，达到把别人“降低”目的。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好强的临高人

    受过教育的临高人，尤其是在海口和大陆工作的临高人，似乎比别的地方人显出更多的厚道和真诚，他们文质彬彬，自强不息，追求完美，知耻而后勇，甚至为办事的“完美”宁可误了时机。你很难相信，河南郑州的通讯设备市场，竟有临高人在那边成为佼佼者。我在海口也认识一些临高小伙子。小王原先一直在为找工作犯愁，后来自己创办了名叫“椰城小礼”的网上商店，还聘了员工，成了小老板。建筑装饰设计师阿浪不断提高技艺，现在从事的业务档次越来越高。

    魏先生如此评价临高人，说临高人到外界闯荡，一旦受了良好教育，或有了好的结交，更多地与“外来”人和“外来”文化融合，通常都能进步神速，他们像一块块璞玉，一经雕琢，都会是珍宝。卓先生对记者说，他的朋友中，有好几个是临高人，他对临高人当然有原先的看法，但从他朋友的身上，看不出临高人比别的地方人有更多毛病。在和临高交界的儋州，因生活在儋州人往往和临高人混杂在一起，所以，不仅是儋州人，就是生活在儋州的大陆人，如农场人，或多或少都会听、说临高话。你会说临高话，临高人更容易把你当成“自己人”。

    临高多靠海，临高人比海南其他地方的人最先到远海或远洋捕捞，这种远行最需要格外的团结和协作。

    临高人中不乏出色的行政官员，海南建省后，临高已有两人担任了海南省的副省长，还有临高人担任广东省的宣传部长。在广东和海南担任厅级干部的有好几位。

    临高人在“外边”为官，很可能因“同乡”不多，少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故临高人做官往往能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屯昌教书时，先是临高人做屯昌的教育局长，是吴儒品。后来还来了位临高人当县委书记，他叫郑邦利。他们的领导风格相似：果决，说到做到，哪怕不近人情地得罪人。当时教育界想转行、调动的人较多，若全如愿，结果可想而知。吴儒品担任屯昌教育局长期间，缘于多种因素的聚合，平心而论，我认为当时屯昌的教育是历年来最兴旺的。屯昌红旗中学靠近自来水厂，自来水厂却供水不正常，我当时写了封信向郑帮利书记反映，未想供水的问题很快便解决。后来郑书记来红旗中学指导工作，还特意向校领导提到我说的事，要找我，我当时不在学校，未见面。十多年后，在海口一位朋友的家里，同是作为朋友的客人，我见到了郑邦利，说起当年的事情，感慨良多，他说他当年真的是一心一意想为屯昌的百姓多做好事。

    1997年，省作协组织了代表团到俄罗斯出访，我和时任某厅副厅长的临高人王应际是成员，代表团有十多人，出行的意见时常不统一，而王应际一直识大体，顾大局，维护大家的团结与协作。有位女士在旅途中丢了钱财，王应际带头给她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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