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海口７月９日电（记者 赵叶苹）当人均GDP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时，人们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急剧上升。然而，中国改革开放２８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某种程度上使得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

    ７月的第二个周末，约３５０名中外学者和政府官员齐聚海口，共同就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理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等展开探讨。中国当前急需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体制，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需求方面。与会的北京及各地官员学者对此意见基本一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等专家均认为，改革开放２８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GDP以年均９.６％的速度迅速增长，３亿人摆脱贫困，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公民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但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要解决这一供需矛盾，“十一五”时期，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导汪玉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由３千亿人民币增加到３万亿人民币，公共财政增加了１０倍，但是财政提供的公共服务并没有增加多少，８５％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义务教育成了收费教育，中国不是缺乏经济支持，而是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缺失。

    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则强调加强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紧迫性。她说：“我国６０％以上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少儿人口在农村。在那里，２０００万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令人堪忧；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全国８４％的青年文盲人口和大量出生缺陷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人口素质急需提高，人力资源亟待开发。”

    赵白鸽以详细的数据证明，中国政府尤其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如义务教育体制、公共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广东省作为中国内地经济实力较强的省份，出现在该省的大量外来人口给当地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提出了新问题。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说，中国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将近２亿人，广东省也有近３０００万人，其中广东东莞市流动常住人口比本地户籍人口多５倍，他们干的是最重最脏的活，对城市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这些外来人口应该享受到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服务考验着政府。国力已经大大增强的中国能否解决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能否应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老百姓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在会议激烈的讨论中，一些中国内地市县政府的负责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海口市市长陈辞说，海口的财政收入总额偏小，相当于上海市的１％，广州市的５％，海口的财政目前仍基本是一个吃饭财政，目前还有十几万人没有解决安全饮水问题，政府债务依存度高达６５％。海口作为不发达城市面临很多实际困境，这样的城市政府不是不愿意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而是不具备转型的外部环境。陈辞认为中国各地情况不一，应该视各地财力情况进行不同的公共服务体制的设计。

    海南省儋州市市委书记赵中社形象地说，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镇财政名存实亡，这是当前各级财政状况的真实写照。“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造成农村基层财政的公共资源基本上被基层政府职员的“吃饭”所占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乡镇政府甚至大量挪用国家其他专项资金或公开向银行借贷，已无力再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在解决乡村道路建设、农村安全饮水等方面，赵中社希望上级部门能够给他们拨更多的钱。

     海南省委组织部长方晓宇说，海南将继续加快公共服务体制和政府转型的步伐，继续完善省管市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权责，最大限度下放管理权限。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调整和规范省与市县的财政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和财政收入增长激励机制。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务部司长乔治·谢夫尔介绍了他们在建设公共服务方面有效发挥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各自特点的经验。他说，二、三十年前，德国的很多公共服务全由政府提供，现在转而由私营部门来提供，如防火、防水的保险全部由国家负责，强调公平性，但是政府不应该总是为他们做准备，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交多少钱买保险。但是私营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国防。中国建设公共服务体制面临很多困难，但天津和陕西等一些地区在政府转型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有益探索。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行政许可服务中心主任刘建国介绍了他们创新的“超时默许”的行政审批新机制，这一机制解决了企业公众在申办证照和兑现承诺方面的难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