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两条消息，让我想到了这个“成本”问题。一个消息是与我同一年当兵的某大军区干部部部长因为“卖官”的事“东窗事发”，被逮捕了，转押在北方一个大军区里。知情的老战友说：他卖一个“师级”职位要价三十万元人民币，团职的二十万。另一条消息是斯瓦辛格竞选州长，当时有媒体评论说他有“二十亿身价”，加上其它的条件，竞选（成功）应该没有问题。

　　这使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对比：一个“师级干部”的代价是“三十万人民币”，一个“州长”的竞选，则要“二十亿美金”作后盾（当然少些也或许能行，但至少区区“三十万元人民币”是万万不够的）。这个“对比”至所以会发生，大约与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做官途径不同有关。“对上负责”的做官途径只要“解决”决定自己前程的“某人”，“对下负责”则要“解决”大多数选民的“胃口”。

　　只要解决“某人”的费用，当然比要解决“大多数选民”的轻得多，也省力得多。但就是这样一个轻的费用，按当前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除非当了几十年干部后一直在勤奋积累着，从未作过其它的用途，比如结婚、买房。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买官用的钱从何而来？咱这里不用费心猜度，我想明眼人自有分晓吧。何况花钱买下了官位以后会产生怎样一种心态及连锁反应？我以为也不难想知。

　　这就产生了“腐败”的问题，这是直接的轻的“费用”下面隐藏着的一份极其严重的“成本”。这严重的成本对个人来说，轻则坐牢重则掉脑袋；对国家来说，轻则道德风气从此败坏重则国家有可能从这里开始变色。故表面看起来“解决某人”的“对上负责制”的做官途径好象费用要轻得多，而其实质上的危害，则不可以用区区三十万元人民就可以衡量得了的。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成本”远重于那个“二十亿美金”！

　　电视里也看到我们有人学外国的法子——想办法开始拉选票了——不过学得并不象：一个村官花钱卖官做，竟而花了百多万元，这个“选举”现在被有关部门认为有“贿选”之嫌而取消，买选票的百多万元也没收充公了。从电视报道的情况看，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村官”做，是因为那里有一个赢利的矿产资源。这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一个村官就可以对村的财产为所欲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这个矿里拿回比他花掉的百多万元更多的利益）。

　　上面说的种种，好象都是负面的成本，那么做一个“好官”，或者说“清官”，会有怎样的“成本”？也许有人会疑问：好官、清官怎也会有成本？我却可以肯定地回答：有！而且还不轻。这个成本在于——同事的误解，家人的抱怨，在处理公私的问题上“六亲不认”，以至于身心交疲、英年早逝。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干部不都早已离我们而去了么？如焦裕禄、如孔繁森、如蒋筑英……这是一个以生命、以人生幸福为代价的成本。

　　许多做官的不愿花这以人生幸福生活为代价的成本，却愿意花三十万元这样的成本。按理说早在封建社会时代，有识的文人学士也以做一个为民的好官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如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戏曲里七品芝麻官的“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度，我们的官们选择怎样的做官“成本”，难道还不如一个封建的士大夫？

(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