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一出生就营养不良的孩子，从小就承担了太多的期待。1988年，这个中国最南边的边陲海岛开始了中国解放后的最大一次躁动。

    20年后今天，许多闯海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依然思绪万千，唏嘘不已。那是一种怎样的年代呢？有人把当时的体制比喻成一座铁屋子，海南岛打开了这座铁屋的一道门缝，突然闻到新鲜空气的一部分人一下子涌了过来。

    当时的领导人说，要用20年时间赶上台湾地区的发展水平。如果不是后来出现了某些差池，海南会不会真的已赶上台湾，或者“再造一个香港”呢？在今天看来，一般人多倾向于认为，无论海南还是闯海人，在当时所做的准备都还不够。

    时间无法倒流，历史无法“复盘”。我们并不善于穿越时光隧道去猜测某些不切实际的历史谜语，更希望能看清现实中，一个生命成长所经历的疼痛、磨砺与希望。

    海南的20年风雨，最为壮观的是头5个年头。突然打开体制的枷锁，解放人性自由，包括政府官员和10万闯海人才在内的海南人，似乎一切都是在设计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带着梦想的新海南人，青春激荡，崇尚自由，焕发着理想的光芒。闯海的复杂经历与磨难，炼狱般地成就了他们的无畏勇气和坚强意志。这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人认为，闯海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蕴含在民间等待挖掘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

    但凡改革，就必有成有败。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深圳还是上海，其改革的动力都来自体制内，事实上，也大都是体制内的改良。可以看出，这些改革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从比较容易动手也比较容易看见成效的经济领域入手。这种改革容易成功，但却难以行而远之，边际效用递减的“长尾”一望无际。短期内都是成功的改革，但长远来看却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无论是1992年之后房地产之殇，还是那一场与其紧密相关的金融风暴，人们看到的是一场表演失败后落下的帷幕。可以说，海南是中国改革尤其是办特区过程中，遭遇失败最多的地方。其实，当时的海南并非承受了一种无法承受的失败，但是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却只顾收拾残局，忘了给海南留出一条后路。这也难免成了海南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有人说，“当年的海南，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填补国内空白。”在局内人来看，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可以提供——这些失败的亲历者，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他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房地产有冯仑、潘石屹等大鳄；在金融领域则有马蔚华，这位在1992年至1998年期间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长的历史见证者，几乎亲历了海南当年在中国金融领域创造的无数令人惊心动魄的金融运作与创新。可以相信，如果不是海南的失败教训，马蔚华料难成为今天中国银行界备受尊敬的领袖。

    深圳成功了吗？海南失败了吗？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却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许多在外界看来已经非常成功的闯海人，却并不愿意简单地以财富来衡量个人的成功。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时，不知他们是否也是采用这样一种视角？而且，也不知道这种视角，能否取得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

    但我们不应忽视一些事实。海南尽管没有在经济上取得众所期待的进步与成就，却在许多政府改革与社会领域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型的雏形正在形成。

    相反，包括兄弟特区在内的其他省市，在制度与社会改革层面却一直裹足不前：即经济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之后，制度与社会改革的阻力却越来越大。这种重（经济）发展轻（体制）改革的后果除了带来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等各种负效应外，也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不但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本身就是改革的重大阻力。因此，人们开始提出要“改革‘改革者’”。

    一些清醒的海南人，反而看出了海南的后发优势——环境污染尚不严重，尚未形成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前者无需花巨大的成本去偿付历史债务，让这个美丽的岛屿有望成为东方夏威夷；后者则给巩固海南在体制与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留下了一线机会。（江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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