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盛极一时

    在对外贸易中，海南参与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一方面过往商船要在这里补充淡水和食物；另一方面，当时民间贸易商船载重不大，不少商人须在此中转货物。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尽管海南岛亚热带的土产物沉香、攀枝、黑糖、药种、玳瑁等，都很受日本欢迎，但仅靠这些物资是不充分的，中国输出的货品大宗仍以生丝和各种绢织物为美。因此除本岛产物之外，商船在驶往日本的途中，在寄泊闽浙港口时，还要装载丝和布匹，如果回航台湾，则添载砂糖、鹿皮等。

    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记载：清康熙三十一年（1696年），一艘商船从宁波将当地的丝制品带到海南，又装上海南物产，返航至浙江普陀山停泊，将购买好的丝、零货装好后，再开往日本贸易。

    当时这样的往返交易应该是非常频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芮锡森认为，这条往来于海南—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日本长崎之间的航线，是从康熙二十三年“禁海令”解除后开始的，是海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航线。现在海南收藏界持有的日本明治十年一钱铜元，明治十八年、三十七年和大正三年的银元，估计就是在近代海南与日本贸易过程中流落到海南的。

    在与南洋的贸易方面，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称：十九世纪初，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的民船，不下四十只；开赴交趾南部的有二十五只；开赴东京（越南北部）和交趾北部的，通常有五十只。船的载重量有百吨至一百五十九吨，这种从事国外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的，但为数甚多。

    据说海南本地物产中最受海外欢迎的是小马。据记载，宋乾道年中占城（越南中部）曾到吉阳军买马，“得数十匹”，但第二年再来却没能买到小马。后来在淳熙二年占城又派六百人，驾海船三十艘到海南买马。由此可见占城对海南小马的求购心切。

    “但在整个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具优势且对海外最有吸引力的仍然是瓷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商品。”张兴吉教授认为，海南产的沉香、槟榔、黑糖、南药等原材料物产，主要还是向国内输入。而在对外贸易中，海南参与的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间的转口贸易。一方面因其地理位置特别，过往商船往往要在这里补充淡水和食物；一方面当时的贸易多以民间为主，载重几十吨的商船就已经是大船，所以不少商人通过海南岛中转货物进行转口贸易。

    近年来在海南岛的考古发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当时海商集散地像陵水、三亚等地，陆续发现了粤、闽、浙、赣等地出产的瓷器和北宋的铜钱等物品，这些物品都不是本岛生产，而是从泉、广等地贩来，从海南岛转口海外的。

    直到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这条忙碌了上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迫走到了尽头。1858年《天津条约》后，琼州被强行开放为通商口岸，海南被强行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杨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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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波动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

    西汉：海外贸易起点，以后逐渐上升；

    魏晋南北朝：南方六朝政权均注重发展海外贸易；

    隋唐：海外贸易持续发展；

    五代：南方的南汉、闽、越等政权都把海外贸易作为立国的重要依靠；

    宋代：积极支持和鼓励海外贸易，使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进入高峰时期；

    元代：总体上鼓励海外贸易，但实行过四次海禁和长达三十余年的官本船贸易；

    明代：前期的二百年间朝贡贸易成为惟一合法的贸易，实行严厉海禁。隆庆元年部分开禁，但仍只在漳州月港一地通商，而且实行严格控制；

    清代：初期贸易有过短暂自由发展。顺治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三年，实行了二十多年海禁和残酷的迁海政策，民间贸易被禁止。开禁后，贸易有所发展，但对商人船只的大小、贸易规模、人员数量等都有限制。特别1757年以后，外商只限于广州一口通商，贸易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杨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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