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攀

    “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5日上午，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某论坛时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1月6日《南方都市报》）

    但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即教育可以为出身卑微或者贫困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打破现有的社会阶层分界线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另一种是消极的，即教育也可能强化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让这种不平等结构化、稳固化。比如当教育机制有利于富人家庭而同时不利于穷人家庭时，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就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而当前，随着我国教育政策和教育模式的改革，随着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负担逐渐变为多渠道的社会投资，高校学费也日益高涨。高昂学费，对富裕家庭影响不大，但是对一些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茅于轼所言“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就是明证。

    穷人孩子在高校里所占比例减少，只会进一步强化教育固化社会分层这一消极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提高学费，自然只会让穷人孩子在高校里所占比例愈加减少。

    “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从理论上说不失一个解决穷人上学的好办法，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并不现实，其一，学费提高的那部分真的能增加到奖学金和助学贷款里面吗？其二，在“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助学项目尚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提高学费真的能担当起让穷人子女读得起书的重任？

    在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这个现实告诉我们，现在的教育已日益呈现出朝着强化经济不平等、强化社会分化的方向发展的迹象。因此，当前如何确保穷人孩子在高校里的比例不继续减少，或如何确保并扩大这个比例，笔者认为这比防止富人搭便车更重要。也只有先确保穷人上得起学，才有资格再来谈提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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