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宴用餐实行“三菜一汤”了，于是马上有很多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要求地方和基层学习和效仿。地方和基层当然应该学习中央的节俭之风，但是，厉行节俭与“三菜一汤”未必就存在必然联系；“三菜一汤”在国宴中可以体现节俭之风，可到了地方和基层就未必能达到节俭的目的。“三菜一汤”用于国宴，是由国家领导层在身体力行，不管是“菜”还是“汤”，我们都不担心它会变味；但是同政策的向下落实一样，我们不敢保证“三菜一汤”到了下面还会是原汁原味。

    问题很简单，其实就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吃多吃少是节约的手段，而省钱才是目的。钱是源头，吃是过程；指望以过程控制源头，怕是徒劳。就算做到了“三菜一汤”，但是餐桌上花费的减少，并不代表预算计划中的招待费就能减少。问题是，“三菜一汤”省下的钱会用在哪里，是归位于财政，然后用于民生和公益事业，还是继续在“招待费”的名下被用于其他的“招待”名目？如果吃饭的钱省了，买的烟的钱高了，就算“一菜一汤”，又有什么意义呢？

    与国宴“三菜一汤”的自觉节省不同，我们正是出于对“自觉”的不信任，出于对挥霍行为的无奈，才提出让基层效仿“三菜一汤”的。既然从中央到各级党委多年来下发了无数次文件都制止不了公款吃喝与挥霍浪费，再搞一个“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问题就能解决了？再说，基层的餐桌上每天每顿到底是吃了几道菜、喝了几碗汤，有多少人能看得见、由谁去检查呢？难不成还要纪委人员肩抗摄像机日夜录个不停？

    公务招待中的大吃大喝和挥霍浪费，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花钱缺少有效的监督，而不是每餐中吃多吃少的问题。如果腐败支出的总量不被控制，那么，或支出于餐桌或支出于送礼，不过是改变了支出的方向罢了。所以，在没有解决对花钱的有效监督之前，我们大谈用餐标准或特谈“几菜几汤”，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关于反腐倡廉的献计献策，我们更应注意不要舍本逐末，以形式替代内容，把手段当成目的。(马涤明 原题：基层无需效仿“三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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