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孕妇李丽云之死事件中，当人们过多地聚焦“拒签”时，忽略了一些重要细节。这些细节暴露了我们某些社会管理功能的虚置，使得它与李丽云的死同样有着必然的联系。

    据11月2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看到李丽云日益隆起的腹部，肖志军日益焦急。他咨询得知，上地医院只需要2000元就可以包干生产。为了得到2000元的救助，他通过114查询台，在10月中下旬打遍了妇联、民政局、救助站、市长热线等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求助电话，甚至包括110。但无一例外，石沉大海。”“与此同时，他到衙门口村委会、衙西居委会、鲁谷社区找领导。时间久了，社区失去了耐心，后来衙西居委会书记就板着面孔正色道‘你还不走的话，我让房东赶你走。’几次三番下来，肖志军觉得组织不可靠，开始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不理他，居委会说到做到，将他送到救助站。“抵达救助站后，肖志军先请求借钱，以便妻子生产，救助站表示只同意食宿。随即肖志军希望救助站能提供火车票，以返回湖南老家，但救助站拒绝了他。”

    上述记录几乎囊括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所有部门。如果这个记录是真实的话，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和麻木不仁了。联想到有些地方救助站将危重病人扔到邻县的报道，上述记录所反映的问题恐怕并非特例。“夫妻俩抱头痛哭”的那个凄风冷雨的夜晚，距孕妇李丽云之死尚有17天，而这时孕妇已“极度虚弱”，想必是因饥寒交迫免疫力极度下降进而感染风寒。但此时，死亡离她应该还有一段距离。只要有人帮一把，死神会望而却步。由于个人和“邻居”力量的有限，他们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到妇联、民政局、救助站、市长热线、村委会、居委会、社区等一系列“与民生相关”的单位，他们觉得只有这些组织才能帮他们渡过难关，可还是事与愿违，社会无情地抛弃了这对患难夫妻。

    笔者曾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香港社会工作者共事过一段时间，她介绍的一些情况令我记忆深刻。她说，香港每当冬天到来，气温稍降的时候，他们就组织义工上街，将整车的棉被棉衣拉到贫民、乞丐、流浪汉聚居的地段，然后由志愿者分发给这些人。香港还鼓励市民义购这些被褥衣物，亲自参与“送温暖”行动，让市民通过慈善公益活动激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而且这种行动是经常的而不是一阵风式的。在这一点上，香港政府是说得少做得多。

    谈到问题，人们总习惯从制度上找原因，现在看来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我们往往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执行者不去认真执行，同时缺少第三方监督，使制度形同虚设。好的制度没有好人去执行，好制度也会造成恶果。相反，有缺陷的制度如果“好人”去执行，制度也会充满人性。如何让“好的制度”有“好人”去执行，如何让一些社会部门“由虚变实”，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方礼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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