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洪洞县人民政府于6月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携带县人民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国12个省、市登门将致歉信、工资、慰问金亲手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这是在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后,公众首次看到有官员对此进行道歉。(6月20日《法制日报》)
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后,当地政府终于做出“登门道歉”这样的举动,虽然谈不上足够的真诚,但多少也算是一种责任意识的觉醒。可惜的是,这种官员道歉注定让人无法感动。
相反,人们非常疑惑:派出11个工作组到全国12个省、市登门道歉,这要花费多少“道歉成本”?这个“道歉成本”又由谁来出呢?洪洞纳税人是没有罪过的,凭什么要他们“陪绑”?
严重的伤害已经形成,道歉本已无济于事。对于那些可怜的人们来说,陌生的洪洞官员到不到他们家里亲手把道歉信送上,都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甚至于,他们接不接受这样的道歉,都已经无关紧要。这种大张旗鼓的道歉,与其说是为了表达歉意的足够真诚,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做给上级看,做给媒体看。
官员道歉在这些年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公众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官员道歉时,也早已从最初的盲目感动变化为理性对待。应该说,官员道歉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表现,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官员权责伦理的形成。但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道歉,从来都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不是一种政府危机公关的手段,更不是一种自我豁免责任的方式。
洪洞官员选择“登门道歉”,而没有选择“引咎辞职”,不知道是觉得黑砖窑事件情节显著轻微呢,还是觉得后果并不严重?官员只道歉而不辞职,说明至少他自己认为他是可以被原谅的,否则他也不敢大言不惭地求得别人原谅。换句话说,官员必是首先自己原谅了自己,然后才有勇气继续以一方父母官的身份向众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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