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知雅

    5月13日的《三亚晨报》刊登文章《三亚规定水果摊遭投诉须悬挂黑心店牌示众》，说的是，海南三亚工商局加强对水果市场的监管，其中规定，工商所与经营者和市场开办者联名签订《文明水果摊经营责任状》，对消费者投诉案件，一经查实，实行重罚，并在该摊点前悬挂“黑心店”牌进行警示。

    很难想像谁会走进一家“黑心店”去消费，事实上，有关部门正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块牌子来达到惩戒不良商贩、保护消费者的目的。问题在于，如果有关部门觉得一个摊点“该杀”，也有依据“可杀”，为什么不自行动手呢？

    所谓“挂黑心店牌”，类似古代的在犯人脸上刺字，类似押着犯人游街，这样的做法成为规定，无疑是一种“制度性羞辱”。这样的制度的设计者恐怕从来都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一项制度以羞辱他人为手段去谋求某种目的，那么和被羞辱者一起被羞辱的，还有制度本身，还有制度设计者本人。

    根治“不文明经营”的愿望，却试图通过“不文明执政”的手段来达到，这件事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在于：在某些地方，在一些人看来，“不文明经营”比文明经营赚钱，“不文明执政”比文明执政有效。因此，要杜绝“不文明经营”，应使文明经营能拥有比不文明经营更高的收入，这时候，“不文明经营”行为不需要羞辱，自然就会消失。对“不文明执政”来说也一样，如果人们特别是上级为官者，理解支持文明执政的循序渐进，不强求立竿见影；理解支持文明执政的头绪繁多，不硬搞一刀切……文明执政才会成为执政行为的不二之选。

    “不文明执政”其实欲速则不达，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就是追求这一点“表面光”，事情坏就坏在追求“表面光”反而容易获得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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